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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蜀汉自诸葛亮死后不设相位的原因

七年春,大将军费祎北御魏敌,留忠成都,平尚书事。大司马琬以病,让州职于费祎、董允。于是祎加领益州刺史。允守尚书令。

董允(延熙)六年加辅国将军。(延熙)七年以侍中守尚书令,为大将军祎副贰。

很明显可以看出来,蒋琬因为身体不好,同时自己认识到自己能力不够,无法像诸葛亮那样一身胜任数种要职,于是,他不在意什么个人荣辱权贵,一再向外让权。这一点实在难得!【督农杨敏常毁琬:“作事愦愦。诚非前人也。”琬曰:“吾信不如前人。”】

董允传记载: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刺史,上疏以让费祎及允,允固辞不受。

蒋琬自任益州刺原发性癫娴是怎么引起的史,不久就打算把尚书令和刺史之位让给董允、费祎;而董允也不贪权,自己能胜任才作,胜任不了,就不作。他觉得自己作侍中已经很紧张、很没有余暇了,坚决不愿作尚书令或益州刺史。只是后来费祎当上了大将军录尚书事,他才作为费祎的副贰,共参尚书令职务了。

【陈力就列,不能者止。能根据个人能力,以国家利益为先,选择进退。能做到这一点的人,并不多。墨子曾讽刺说,让一个人去杀狗,他知道说自己能力不够,无办法胜任;而让他去作宰相,他却不知道因能力不够推辞掉。】

所以,相权之分,是政德所致,而非争斗之果,此点是很明显的。证据客观而确凿,不比主观臆断,穿凿附会之徒。<癫闲病到底能治好吗/p>

蒋琬此举确实在客观上削弱了相权的集中性,相对加强了皇帝对政务的干预力度,也造成了后来吏治与军治两极分化的弊端,但在当时是利大于弊的。蒋琬肯这么做,知道合众人智慧,共同治国,这利国利民,做得很好。而他敢这么做,是因为信任费祎、姜维、董允、马忠、王平、李福、邓芝等人——如果有一个朋党,那么这批人都是一党的,而且铁板一块。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;他能做这么做,则是因为把个人利益放下了,心中只有国家利益。不像现在那些讲权谋的人,总是在个人利益上转圈子。蒋琬让权让位之德,自然而然。这些人恐怕是不敢承认的。

而蒋琬为何不进位丞相?原因同样很简单。只不过,我所癫娴病发作时如何处理?提供的答案,会有人认为是无稽之谈。

这就是,原因跟唯物论否定掉的命理之术相关。蒋琬曾被刘备罢过官,罢官之后,他作了一个怪梦。【琬见推之后,夜梦有一牛头在门前,流血滂沱,意甚恶之,呼问占梦赵直。直曰:“夫见血者,事分明也。牛角及鼻,‘公’字之象,君位必当至公,大吉之徵也。”】

这一点可以证明蒋琬很相信命术。实则不光蒋琬信,三国时期,这是极为盛行的。就连被认为很狂很傲的关羽、魏延都曾占梦问卦。这确实可以影响到一个人在仕途上的进取态度。不少人觉得命中做官不利,而选择隐居。古语“德不配位”就是说一个人能有多大福报,是要看他有多少功德可以承载福报的。如谁能给我颞叶癫痫病的早期症状是什么?果无德,是不能享受福报的,享受了就会招灾。如果你最大的福报就是当县令,可你当了太守,则福大折寿,你受不了这种福报,你德行不够,在那个位置上,你是坐不长久的。

蒋琬恐怕就是这样,至少他自己认为是这样。官越做越大,病也越来越重。时间久了,看不好病,必然会往阴阳术数上靠。费祎就因为术数而不敢在成都作大将军,跑到了汉寿。【【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,故冬复北屯汉寿。】】蒋琬自然也可能因为怕一任宰相就要折寿,而不敢证名位。不是怕死,不是怕自己折寿。而是怕无法继续继承武侯遗志,无法借着这个肉身为国家服务。自己不正位,不图那一个名号,自有实际相权可行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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